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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传

来源:亚博正式官网网时间:2018-11-10 19:50:01

梁启超(1873——1929)曾经是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活动领域,不限于政治,文化与学术,皆曾涉足,且卓有成就。他的经历复杂、著述繁多、思想屡变,数十年间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小说史的角度给他写评传,就只能着重谈他的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小说理论,和他的不怎么像小说的小说创作。

梁氏字卓如,一字任甫,因此人称他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据不完全的统计,他一生中写文章用过的笔名有哀时客、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曼殊室主人(按:曼殊为佛教菩萨名),等等。这些笔名显示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倾向。他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祖、父都是读书人。他出生的前一年(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国历史最久、影响也较大的近代报纸《申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小小的标志。由这个标志,可以大体推想出他少年时代所遇到的社会环境。不过,他自幼所受的教育,却仍然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走的是科举道路。十七岁(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同学陈千秋入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乃至佛学及西学,开始接触西方近代学术文化思想,思想境界为之一变。

光绪二十年(1894)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中国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次年与日本订立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大刺激了中国人,一时举国悲愤,而读书人更是群情激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梁启超随同老师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求变法;七月,发起并主持北京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一种报道中外新闻的双日刊报纸,初名《万国公报》,随《京报》附送,发行两三千份),每天撰写一篇百字政论,此乃梁氏办报之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黄遵宪等在上海又创办《时务报》,于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并且开始连载《变法通议》(其中有涉及小说理论的文字,详下)。对于这部主要著作的内容,梁氏于二十多年后曾做如下的概括:宣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见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所著《中国近代史》中指出:“当时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分掌南北舆论界领导地位。”这是十分公允的评价。同年,搜罗汉译西学书籍数百种,编成《西学书目表》,意在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推荐西学,期冀通过此一途径推进中国政治之改良与社会之进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陈、江皆维新派人士,后来在变法失败时被清廷革职)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学生中有蔡锷、林圭、李炳寰等日后有所作为的人物。他的讲学在湖南产生深广影响,推动了政治改良运动的发展,也受到守旧顽固势力的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八月,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梁氏于九月乘日本大岛兵舰东渡日本,从此开始流亡生活。此后,奔走于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协助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1898年11月),《新民丛报》(半月刊,1902年2月)、《新小说》(中国第一份专门小说月刊,1902年11月),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宣传活动。在《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新文体政论风靡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从戊戌变法失败到1903年,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展开规模空前的宣传活动时期,梁氏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使他在中国知识界、政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发挥了更为积极的历史作用。这后一个时期,是梁氏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的客观作用的时期。梁氏在小说领域的理论与创作活动,也恰好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由于这种活动才确立的。

对于梁氏在1898——1903年这一期间的宣传活动,存在着不同的评价。不错,康、梁于1899年组织了保皇会,他们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意见分歧已见端倪,但是,能否据此即断定梁氏思想此后便是彻头彻尾的反动了呢?不能。第一,当时保皇会的目标之一是保皇,这个目标除了有同兴中会革命目标相区别的一面之外,还有并且主要有反对封建顽固派对支持变法维新的皇上迫害一面。反动势力杀害了六君子,囚禁了光绪帝,这对于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来说,是“君恩友仇两未报”。梁启超提出保皇,斗争目标主要是指向反动、腐朽的清朝掌权者,而不是兴中会。第二,保皇会与同盟会之间围绕中国革命问题展开大论战,主要是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民报》创刊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梁氏同兴中会的分歧还在发展之中。第三,一个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侧面的,政治态度在其中确实居于重要地位,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全部见解都是政治态度的派生物,不承认其中存在着不同的情况,不承认他的某些著述、某些活动,在历史上会产生进步的积极作用。根据上述理由,对梁氏在这个期间的活动似应给予肯定。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发刊《民报》。梁启超则坚持固有的改良主义立场,力主君主立宪,反对同盟会的主张。于是双方展开一场激烈论战,梁氏的保守倾向受到指摘。但与此同时,梁氏仍着意于对西学的宣传与鼓吹,对旧学进行研究与批判,这些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1901年,梁氏曾作《自励》诗二首,其中一首表达了他的志向:“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有尽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这首诗可以看作他于此后数年间活动的写照。过了大几十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逝世(1976)以后,发现了周氏早年手录的这首梁诗。据收藏者云,此手迹为周氏于1919年离开日本归国时,做为临别赠品留给一位同窗好友的。这则材料可以说明梁氏的活动,当时对青年一代的巨大影响。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梁氏表示欢迎,于次年九月组政闻社,出版《政闻》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二刊皆侧重于政治问题之研究。

辛亥革命(1911)以后梁氏于1912年9月由日本返国,受到各界热烈欢迎。11月,创办《庸言报》。梁氏误认为可借助于袁世凯的统治,实现他多年中梦寐以求的政治改良理想,乃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出任财政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等职。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企图开始暴露,梁氏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阴谋,并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1917年,梁氏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又参加讨伐复辟之役。在此期间,又出任北洋财政政府总长之职。1917年底,梁氏辞去政府职务,从此远离政治,而致力于教育工作和学术著述。

1918年底,梁氏赴欧洲游历,于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归国后,在有关著述中向国人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文学的变迁情况,也讲到小说界的事情。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清末享盛名的文人,一般都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而梁氏却持赞成的态度,这是因为倡导文学革命一班新人的主张(如反对桐城派古文、提倡白话文、肯定小说戏曲的文学地位等),都是与梁氏早年的文学主张相合拍的。1920年,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于第十九章论清代桐城派古文云:“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耳。”梁氏于此处还附上一笔云:“咸、同间,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国藩功业既焜耀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表现了梁氏对于某些守旧者企图借助官方势力迫害五四新人的正义立场。前此,1917年,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一文中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此之后,1929年,朱自清著《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第一章讲晚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及梁氏“新文体”,称之为五四文学革命之先行。凡此,均可说明梁氏此一期间的文学活动,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居有一席地位,其功绩不宜抹煞。

在此期间,梁氏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外,全力从事学术著述。梁氏曾云:“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堂。”他一生都在不懈的工作当中。1925年9月,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三巨头”。梁氏长王氏数岁,当初梁氏于上海主持《时务报》时,王国维受人推荐曾充当该报职员。如今与王氏同事,二人互相尊重,保持一种朴质、深沉的友谊。1927年,王氏自沉时,梁氏正卧病天津,他不顾亲友劝阻,执意赴京料理丧事,亲临墓地致悼词,对王氏的学术成就给予极高评价。两年之后,1929年1月19日,梁氏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享年五十六岁。

据台湾学者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统计,梁氏一生发表的文章约两千多万字,而结集出版的《饮冰室全集》,仅七百五十万字。

梁启超的文学主张,大致可以分三方面:

戊戌以前,梁氏参与当时所谓“诗界革命”的活动,试作新诗。他的《饮冰室诗话》,自第四号起,连载于《新民丛报》。他认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梁氏热心提倡、赞助“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

甲午战争以后,“时务的文章”应运而生。梁氏在主编《时务报》时,创新文体。梁氏于《清代学术概论》中回顾当时情况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竭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则有一种魔力焉。”这种新文体在中国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称:“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8)云:“这种新文体,不避俗言俚语,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这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也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这些话,都并非过誉。

梁氏在小说领域的活动,开始于1896年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时期,该报辟有“域外报译”、“西文报译”专栏,刊登各种译作。其第一册发表汉译侦探小说《英国包探话喀迭医生奇案》,连载《华盛顿传》。连载于该报的梁氏鼓吹变法维新主张的《变法通议》,在“论幼学第五”一节中,曾专论“说部书”,提出必须革新小说内容,以新编说部书(包括小说、戏曲、乃至说唱文艺等)代替“诲盗诲淫”的旧书:“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他甚至主张把这种用白话新编的说部书作为幼学教科书,列入课表,请教师每日为学生解说。同年,康有为刊印自编《日本书目志》,分生理、理学、宗教、政治、法律、文学、小说、美术等十五门介绍日本新书,其中主要是日译西方著作。康氏认为日本变法维新成功,实得力于这些著作,康氏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正统教育的学者,居然将两千年中一直不为正统文人所挂齿的小说,堂堂正正地列入正经著作之列。且认为小说可有功于变法大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传统的进步见解。康氏曾经说过:“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云;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梁启超1898年著《译印政治小说序》文中引用语)两位维新派领袖对小说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观点实为后来所正式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的主要内容。

1897年9月,梁氏游湖北。他的友人叶浩吾、汪甘卿主办《蒙学报》,他的学生章仲和弟兄创办《演义报》。梁氏十分支持,因撰《蒙学报、演义报合序》。序称:“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书以游戏、小说者尤伙,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他国且然,况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对于梁氏此一观点的评论,下文将述及;这里首先指出,它在晚清小说界,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著名小说家吴趼人即以此为创作之宗旨,他说:“吾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历史小说总序》)另一位著名小说家李伯元,也自称其所著小说为教科书(《官场现形记》末回)。

前已说到,梁氏在小说领域进行大力活动,是在他流亡日本以后。在东渡的兵舰上,梁氏读了日本柴四郎(1852——1922)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译以自娱,译文后连载于《清议报》。梁氏《纪事》诗二十四首中曾说到此事:“曩译《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涉空冥;从今不羡柴东海(柴四郎,笔名东海散士——引者注),枉被多情惹薄情。”1898年11月,《清议报》创刊于日本横滨,梁氏将所刊文章分为六个专栏: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即此足见所谓“政治小说”在梁氏心目中之地位。12月23日出版的《清议报》上,刊出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这是梁氏阐明他的小说观和翻译外国政治小说意图的第一篇正式的理论著述。此文初载时,篇末申明:“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此文后改为《佳人奇遇》汉译本的叙言,篇末文字改为:“今特采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译之”。此文首次从日本引进所谓“政治小说”的概念,并解释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住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英名士某君日: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所谓“政治小说”,在日本流行于明治(1868——1912)初年。据说起因于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在国外旅行时见到维克多·雨果,板垣问他:“在给国民以政治思想和知识方面,怎么做才好?”雨果指点他说:“利用政治小说是最好的捷径。”因此板垣就带了这类书籍回来,劝他的部下进行翻译、改编和创作等活动。(参见日本筑摩书房1972年第八版、吉田精一著《现代日本文学史》;并参见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载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一号)政治小说的出现和日本译介西方文学、政治著作有密切关系,它或编或译,以启发国民政治觉悟和宣传政党理想为目的,因此,执笔者往往是职业的政治家,而不是什么小说家。日本政治小说中最出色的,有改进党的重要活动家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借古希腊故事宣传本党的政见。东海散土(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以满腔同情描写了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国家,流露出慷慨激昂的感情。柴四郎也是一位政治家,曾充任军阀谷干城(1837——1911)的幕僚。政治小说并不是纯文学作品,充其量是一种通俗性的政治宣传品,它假小说之名以行世,这却改变了过去看不起小说的观念,因此,在日本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值得写上一笔的事情。上述种种认识和写作方法,皆为梁启超欣然接受,他觉得这正好是实现自己宣传活动目的的最好的手段,于是在到日本之初,便立即拟定了计划,要向中国同胞译印政治小说,并部分实现了此一目的。政治小说对日本人改变文学观念所起的积极作用,经过梁氏的工作在中国重演了,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必须提及的。然而,这里必须附带说明的是下述情况。明治初年流行一时的政治小说,很快便成了过眼云烟。明治十八年(1885),文学理论家坪内逍遥撰成《小说神髓》一书,他批评所谓政治小说的写作方法,并根据欧洲文学理论,提出了一条新的创作原则。他认为,小说首先应该如实描写现实,“小说的主脑在于人情,其次是世态风俗”,不应该仅仅把小说当成宣传某种政治主张的工具。自从这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提出之后,在日本便发生了一个新文学运动,政治小说不得不退出文学舞台。梁氏流亡日本时,正是此一新文学运动展开之日。可是,梁氏没有向国人介绍坪内的小说理论,而是选择了已经过时的关于政治小说的主张,郑重地加以介绍。梁氏这么做,并非出于疏忽,或对纯文学不理解,不是的,梁氏完全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而特意选中了政治小说理论和作品的。梁氏在这篇《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明确说明,他将要译印的作品是“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这应该说是一条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翻译工作的指导原则,其精神对此后的中国翻译界影响深远。

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小说,梁氏在这篇序中给了彻底的否定。他说,小说在中国虽列之于九流,然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凃凃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梁氏一方面承认小说具有易入人移人的功效,他方面又从内容上全盘否定中国小说,对它的指责与封建正统文人如出一辙,这表明他重视小说、提倡小说,只是出于对于它的通俗性、娱乐性、普及性的形式的肯定,他只是借用小说之形式,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梁氏小说观的局限性所在,于此也昭然若揭。梁氏于此序还认为,“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为了对天下众多愚民进行教育,只好拣起小说这个素为大方之家不屑一顾的工具。从这里也可以窥见梁氏世界观中对待百姓存有一种贵族式偏见。

梁氏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是公认的近代小说理论的纲领性文献,发表时未署撰者姓名,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梁氏接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社会,即人群”的观点,他此处所谓的“群治”,即社会治理、人群教化之意。

人称梁氏一生最崇拜的人物之一,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梁氏当时译为福禄特尔)。在梁氏仅有的三篇传奇作品中,就有两篇写到此公。《劫灰梦传奇》写道:“你看从前法国路易第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到中国今日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剧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新罗马传奇》的楔子,写意大利诗人但丁,同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法国文学家福禄特尔,一起到“东方病国”旅游,借机向东方人现身说法,宣扬“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的思想,并称颂他们“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衢传诵,妇孺闻知,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的行径与抱负。这些描写,都反映了梁氏当时的救国主张。在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前,梁氏于《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一文中,认为中国近代积弱的原因,在于国民愚昧落后,即所谓“民质不良”;鉴于此,他认为要救国,必新民,即改良民质。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氏重申此一观点,认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在于中国小说含有秽质和毒性,它们毒害了人群,导致社会腐败。所以,欲救国,必新民;欲新民,必先新小说,因为小说对人群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与支配力量。该文一开始就提出这个中心论点:“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人道”,犹言人事,与“天道”对待而言。)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一切人间事,统统在必新之列,梁氏主张社会改革与进步,主张弃旧从新的进取精神,溢于言表,将他归入当时先进人物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梁氏所列的这些必新的项目,名目虽多,内容实一,皆属于社会的表层现象,而不包括社会的经济领域,(同盟会的政纲中列有“平均地权”与“建立民国”两项,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提出了带根本性质的奋斗目标,这显然较梁氏的主张要深刻得多)。而所谓“新”,就是改良。梁氏在这里为当时的中国开了一张只治标、不治本的温性药方。这也就是梁氏当时编小说杂志,创作并翻译小说、传奇,进行一系列有关于小说的活动的总指导思想。梁氏《新罗马传奇》中有“借雕虫之小技,寓遒铎之微言”句,意即借小说为普及性的工具,向普通百姓灌输改良维新之思想,以此达到促使中国社会进步之目的。梁氏爱国之热情、求进步之心情,不可谓不热切;然而,把这做为一个政治纲领来看,即使在当时,它的革命性与彻底性,已输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在评价梁氏的小说理论时,不应忘记这个大的背景。

认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惟小说之故”,这种偏颇、武断的看法,当时即受到有识之士的批驳。在《新小说》杂志的“小说丛话”专栏里,署名曼殊的一位作者(此人非日后以小说、诗画创作闻名于世的诗僧苏曼殊,当另是一人,然尚不了解其真实姓名)即指出:“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这一质问,很有见地。这位作者认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见本,作者借用的日文词汇,意为样本、例子)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梁氏将这位作者直接批驳自己的言论,刊载于自己主编的刊物上,这也显示了梁氏大学者的风度。稍后,徐念慈于《余之小说观》一文中也指出:近今“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赖,又不免誉之过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这种争论,在梁氏的带领之下,呈现一种自由讨论的风气,至今给人留下较佳印象。

认为当时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民质不良,因此,救国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民众,这一主张在当时为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比如鲁迅当时即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第一要著”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今天,指出这类思想见解的片面性、局限性是十分容易的,也是无庸讳隐的。但是,有人说这种思想在当时完全是反动的,说它的真意是在为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开脱罪责,模糊人民的视线,把革命运动引向歧途。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梁氏提出新民说,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开脱罪责,而是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因为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仅仅局限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触及社会的经济制度,并且也认为群众是愚昧落后的,必须由他们给予教育,从而否认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进步作用一样。今天也不能因为梁氏有类似的思想,就认为他是一个别具用心的反动分子。梁氏当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恶习和反动落后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和揭露,现在仅就《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有关内容,稍微谈谈这个问题。梁氏在此文中认为,中国旧小说含有四种秽质,头两种是状元宰相思想和佳人才子思想,这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梁氏对这两种思想和由它支配的腐败社会现象,诸如慕科第、趋爵禄、奴颜婢膝等,寡廉鲜耻、轻薄无行、沉溺声色、伤风败俗等等,猛加抨击。梁氏对宣扬这两种有毒思想的小说深恶痛绝,立志改革,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梁氏批判的第三种秽质是妖巫狐鬼思想,即落后反动的迷信思想。它是统治阶级愚弄、毒害群众的一种精神武器,在它的毒害之下,社会上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修铁路、开矿,争坟地而合族械斗,迎神赛会岁耗百万金。中国有些旧小说在这方面推波助澜,鲁迅先生指出这类小说的作者实际是“以神道设教”,使“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梁氏对此种内容的小说亦深恶痛绝,提出必须破除迷信,这是进步的思想。至于梁氏所谓的第四种有毒思想,即所谓江湖盗贼思想,情况稍有不同。他认为,由于有些小说宣扬这种思想,使社会上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的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梁氏指摘的这类社会现象,有些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它的存在和发展,不利于祖国之统一和强盛,梁氏的批判是合理的。但是,他对“下等社会”的反对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对义和团所持的鄙夷诬蔑态度,却反映出他思想中的反动性一面。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正在国内联络会党举行起义,梁氏对哥老会,大刀会的指斥,实际是指斥革命派的有关行动。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有趣现象。比如,首先提出“文言不如俗语”(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身体力行进行书面语言改革的,是保皇会的梁启超,而不是同盟会方面的激进的革命家章炳麟,后者反而是使用一种最古奥的文字来写作的。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营垒的文学团体南社,对书面语言和文体的改革,似乎也无动于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开先河的,倒好象是保守的老新党。再比如,由于维新派错误地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最终决定作用,因而比较注意这方面的工作,相继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乃至史学革命等,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建立了很大功绩。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方面的成绩却相形见绌。对这些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要进行具体分析,不因梁氏在政治上保守而一概抹煞他在其余方面的历史功绩,也不因为某人属于革命派,而抬高其身价。这样,庶几才能对他们分别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这个观点来看,梁氏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在中国小说史、文学理论史上的客观意义和功绩,是必须充分肯定的。这篇小说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小说观念,它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自汉迄清,中国的正统文人对小说、戏曲一直不肯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完成于清乾隆间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小说仍然采用公元一世纪末、汉代班固于《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说法,对小说的作用和意义的肯定,仍限于“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一隅,而将多数真正的小说作品排斥在“总目”之外。尽管中国小说发展到宋代,产生了平话,元、明产生了演义,白话小说大放异彩,大盛于民间,但是,正统文人仍然绝少注意,评论者亦很少。中国人小说观发生根本变化,从歧视到重视,从贬到褒,从禁绝到列为文学之正宗,尊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转折点发生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梁氏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是起了最关键作用的一篇宣言书。它促使晚清小说空前繁荣,一大批初具现代小说规模的作品问世,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前驱。

一般情况是,首先有创作方面的繁荣,然后才有理论方面的发达。中国近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燃眉之急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逼使人们拣起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战斗。梁氏及其同志们,在实际的变法活动失败以后,不得不逃亡海外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便被选中并大力加以提倡了。于是,先有了梁氏等的小说论,在它的号召之下,一批作家应运而生,创作了不少小说,使晚清小说也大放异彩。客观的社会需要,刺激了人们的思想转变,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各种古代的正统观念受到冲击,近代小说就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上,诞生了。梁氏,正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他顺应时代的要求,在一系列文章中彻底否定了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偏见,对小说的社会价值给予崇高评价,为小说正了名、翻了案,这一举动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划时代的,应给予高度评价。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于小说理论多所建树。

首先,它初步描绘了小说的艺术特征。梁氏于文中自云,他“冥思之,穷鞠之”,想弄清众人何以嗜它书不如小说。这个问题使他苦恼,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使他初步认识到小说具有虚构故事、发抒理想诸特征,他已经把小说从一般文章中划分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它初步涉及到小说(乃至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它从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角度,从内容上将小说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在本世纪初,比较深刻地阐明创作方法问题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梁氏所论虽欠深刻,但较王氏早数年,当时使人耳目一新。

最后,它描绘了人们在欣赏小说时的特殊心理活动,初步认识到小说对读者具有不同一般教育作用的审美感染作用。梁氏认为,小说对人们有四种作用力:熏、浸、刺、提。熏,指小说对读者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感染作用。浸,指小说对读者的审美作用。刺,也是指小说的审美力量。提,指小说中典型人物对读者的教育作用。梁氏关于四种力的说明,用意在揭示小说对于读者的教育作用,不是一种简单的说教,而是一种打动读者心灵、引发读者强烈感情、于不知不觉中感化读者的审美教育过程,此一说明是深刻的。梁氏云:“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卢牟,规范也;亭毒,养育也),……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根据这种认识,梁氏于文末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又回到文章起始处提出的那个观点。关于此一根本观点的功过是非,前文已说明,此不赘。

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氏的第一本杂文集《自由书》问世。作者云,是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是集中《传播文明三利器》一文,向国人说明日本维新运动借助政治小说之力的过程,以及有意创作类似作品的意图,文如下:

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公元1882—3年——引者),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则织田纯一郎氏之《花柳春话》,关直彦氏之《春莺啭》,藤田鸣鹤之《系思谈》、《春窗绮语》、《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翻译既盛,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呜呼!吾安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日夕促膝对坐,相与指天画地,雌黄今古,吐纳欧亚,出其胸中所怀块垒磅礴错综繁杂者,而一一熔铸之,以质于天下健者哉!

受日本政治小说之启发,梁氏运用将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语)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唯一一部亦自标“政治小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在《新小说》杂志上只发表了五回,约六万字,未完成。

梁氏对这部小说十分重视,下了很大功夫。他在“绪言”里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这就是说,从1898年起,到1902年,他一直打算写成这部小说,他自己“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因此,数年间“夙夜志此不衰”。1902年底他创办《新小说》杂志,自称“其发愿专为此编也”。但是,由于梁氏写这部小说“专欲发表区区政见”,这就造成它名为小说,实则“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书中充满政治议论,及对法律、会党章程、名人演说的记录,几乎没有故事可言。梁氏说,“自顾良自失笑”;今人读后更是哑然。它题目上标“未来记”,但已发表的文字中却只在叙述历史。它的第一回为一短短的楔子,说的是公元1962年全中国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祝典,诸友邦皆来庆贺,上海开设大博览会并设演讲场,京师大学堂史学部特请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某,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演讲辞占小说之很大篇幅。

从形式上看,梁氏这么写可能是受到日本政治小说、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的影响。《雪中梅》著于1886年,一开头有一个楔子,描写2040年10月3日东京的一个场面,是日本国会创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作者借此预言日本之未来,抒发政治理想。从内容上看,这部小说是梁氏对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说明与吹嘘。由于他写这部小说时,已经开始同兴中会就中国革命的途径问题发生争论,所以书中有论辩性内容,并含有对革命派青年的攻击。

小说的第二回,宣传所谓“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气三者具备”,其中“民德”一桩更为根本,一国之存亡皆在此一点的唯心史观老调。第三回宣传保皇会的政纲,说什么只要靠“教育、著书、作报、演说、兴工商、养义勇”,“游说当道的人,拿至诚去感动他”,国家便可以进步;反之,如果采取革命方法,则“一定是玉石俱焚”,“人民反受其害”。这一回写两个刚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之间的辩论,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共一万六千余言,中心是鼓吹改良,反对革命。第五回,作者尽力攻击、丑化当时上海的自称革命家的新式青年,说他们只会口口声声喊叫:“今日之支那,只有革命,必须革命,不能不革命,万万不可以不革命!”“我们四万万同胞啊!快去革命罢!赶紧革命罢!大家都起来革命罢!”“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王八蛋!”等等拙劣的空口号,实际上,却是不学无术的人,只不过是一些穿洋服、留洋头(指剪去发辫,蓄背式、分式头发——引者)、嫖妓女、无信义、图私利的小丑。语多偏激,正好暴露了梁氏的保守固执。

这部小说的第四回,揭露沙皇俄国侵占我旅顺、大连及东北其他地方,进行野蛮统治、残酷搜刮的事实,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热忱。由于沙俄支持清朝政府中的顽固派,反对维新运动,可以说,梁氏对其是旧仇新恨集一身,所以,这一回写得富有感情。此回中,作者还译了英国诗人摆伦(今译拜伦——引者)的两首诗,据说,这两首诗和严复《天演论》中的一首译诗,便是中国最早的几首西洋诗的译作。回末总批谈到翻译原则问题,并认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可当作中国诗界革命之方向,云云,今天读来,仍颇饶意味。

总起来看,《新中国未来记》在艺术上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在内容上除着力宣传改良主义的政纲,还反映了作者的爱国热情,对侵略者的痛恨,对官僚的腐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的愤懑,对国民尚不觉悟的焦虑,以及当时中国各种青年的精神风貌,仍有一定意义。

在1902—03年间,梁氏还创作了三篇传奇:《劫灰梦》刊于《新民丛报》第一号;《新罗马》刊于《新民丛报》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二十、五十六号;《侠情记》刊于《新小说》第一号。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称,梁氏“正是新戏曲创导人”。在梁氏引导下,林纾(琴南)也编撰过一些传奇。《侠情记》仅一片断,写梁氏平生最敬佩的另一位西方人士、意大利的加里波的,这位英雄为女友马尼他私慕事。《劫庆梦》也仅一楔子,写一旅居北京的读书人在甲午战败后,至庚子事变期间的思想历程,实为作者本人心灵历程之表现。这一士子,甲午之后惊心时局,大梦初醒,绝意仕进。目睹庚子事变之后,更为祖国前途担忧,对时至今日“仍然呈歌舞太平如昨”的达官贵人,以及向外国人婢膝奴颜的通洋务者,心中充满愤恨。怎么办?于是想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编编传奇,把心中所想的几片道理宣传出去,以期惊醒人心、挽救祖国。这篇传奇充满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读来十分感人。

比较完整、也比较有意义的,是《新罗马》。除楔子外,还有六出,然亦未完。它写1814年欧洲维也纳会议以后,梅特涅在意大利进行专横统治,从而激起意大利人民反抗的故事,其中写了烧炭党人、玛志尼、加里波的,等。作者借这一外国故事,抒发反侵略、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内中有些曲子写得很精彩。关于烧炭党人,梁氏认为它跟中国的哥老会相类,志气非不可嘉,但学问不足以副之,故用丑角扮其首领,出场即唱“手执金刀九十九,杀尽国仇方罢手”、写得十分不庄重,这仍然是那种对所谓愚氓百姓的贵族偏见的流露。但第三出《党狱》,写烧炭党首领被捕后,在公堂上当面痛斥梅特涅的一支“混江龙”曲,却写得十分悲壮。诸如:“你那外交政策,是要献媚列强”,“你那内治经验,是要挫抑民气,做到十层地狱光阎灵”,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两头捣鬼的妖魔星”!这显然是作者借剧中人之口,对中国封建顽固派的指斥与揭露。当时有人说,读了这曲子,觉得极其壮快。

1915年出刊的《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梁氏《告小说家》一文。自1902年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以来,十多年间,新小说的创作与外国小说的翻译,均取得较大成绩。但与此同时,小说界也出现严重问题,在商业化风气的腐蚀之下,小说内容越来越低下。面对这种状况,梁氏忧心如焚,不禁喟然长叹:“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海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循此横流,更阅数年,中国殆不陆沉焉不止也!”梁氏所言,不无偏颇,然亦确实指出当时小说界存在问题的严重。1916年9月,隶属于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教育部部员周树人为该会会员,并曾任小说股主任),通令查禁鸳鸯蝴蝶派的《眉语》杂志,指出该杂志所发表之小说,倡“聚钗光鬓影能及时行乐”思想,贻害青年。不久,教育部又据该会审核,陆续查禁《金屋梦》、《鸳鸯梦》等小说。后来,鲁迅于1931年撰《上海文艺之一瞥》,指出三十年前“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之后又演变为“才子+流氓的小说”。这些材料,皆可说明梁氏《告小说家》一文对当时小说界的批评,不仅是有的放矢,而且是眼光尖锐、理直气壮,也说明梁氏自始至终关心着小说界的状况。两三年后,当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时,梁氏又率先表示支持,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梁氏翻译的小说有:《佳人奇遇》十六回,日本柴四郎(东海散士)著,标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载《新小说》第一号,译者标为哲理小说,“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俄皇宫中之人鬼》,载《新小说》第二号,标语怪小说,“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十五小豪杰》,共十八回,梁氏仅译前一半。

梁氏不以诗人自命,流亡海外时才多作诗,今存古近体诗360余首,词60余首。另外,还写过一本广东戏《班定远平西域》,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小说社印行,署曼殊室主人,宣扬“狮子醒来力可撼天”的爱国思想。

梁氏以一代英豪,出于政治宣传之目的,涉足于小说、戏曲领域,建树多多,其功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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