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博正式官网 首页
当前位置: > 野史解密 > 正文

董说评传

来源:亚博正式官网网时间:2018-11-21 12:30:01

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问世之后,明清时代又有若干续书出现,今存者尚有《续西游记》一百回(1)、《后西游记》四十回、《西游补》十六回等几种。在这几种续书中,董说的《西游补》以十六回之短制而别开生面,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董说,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享年六十有七。他的名、字、号极多:初名说,字若雨、号西庵,自称鹧鸪生;闻谷大师锡名智龄;明亡后,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亦称胡林子,又称槁木林;灵岩大师名之曰元潜,字俟庵;为僧后,更名南潜,字月涵,一作月岩,又字宝云,号补樵,一号枫庵、漏霜;此外尚有高晖生、梦史、梦乡太史、静啸斋主人、月涵船师、痴如居士等雅号,真令人有眼光撩乱之感。但从他的名、字、号中,我们却能察觉到他的一贯思想特征:那就是对佛教的爱好和皈依,对故国的深情怀恋。

董说出身于阀阅之家,为“阀阅懿孙”。原先门第显赫,“家道丰腴,房屋巍焕,园亩膏腴”(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董公若雨始末》)。他的祖父董份,是嘉靖戊戌(1537)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加工部尚书,后以事夺职为民,有著作四种。他的祖父道醇,是万历癸末(1583)进士,曾任南京工部给事中,有著作三种。他的父亲斯张,只是一个廪贡生,“于生计最拙,独耽于书,手录不下百帙;泛览百家,旁通二氏。平生契厚,皆海内名士。”(《南浔志》)有著作十四种。由于“清羸善病”,加上生当衰世,而又家道中落,董斯张乃绝意功名,潜心著作,并企图从佛经中寻求解脱。董说曾在《故纸中忽见余八岁时手书梵册,因读先人示语,感而成咏》两绝句的自注中称:“先人示语云:‘自悔不早出家。’”于此可以清楚看出董斯张晚年的思想趋向。

董说很小的时候,常随父亲游佛寺、谒名僧,常听父亲讲《心经》、《圆觉经》。他一生淡于功名,乐志著述,最后皈依佛教,做了和尚,这和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董说“五岁读书,师教之总不开口。时董玄宰、陈眉公在座,问他喜读何书,忽开口曰:‘要读《圆觉经》。’”(《甲申朝事小纪》)他父亲便教他《圆觉经》,而后才在老师的教导下读四书、五经。八岁那年,他父亲就死了,家中又无兄弟,生母亦已死去,惟与大母屠氏相依为命。他从小就勤奋好学,“绝不晚起,星灿灿,且栉且沐”,“久之勿改”(《赵长文先生〈乍醒草〉序》)。因而“十岁能文,十三岁入泮,十六岁补廪”(《甲申朝事小纪》)(2)。二十岁时,他与严有谷等友好一道进京应试,结果都落了榜。他愤慨地说:“贵人车马满天下;落落诸子,有懿不录,无罪被放,竟使明天子甲乙之科,为驱除吾党之策!”因此他深刻认识到:八股考试制度不仅不能培养人才,而且会限制和扼杀人才。他说,只有用秦火焚尽时文,才会有真正的人才出现。所以,下第归来后他不愿“郁郁困此土”,打算出游四方,广交天下贤才;但由于“家甚贫”,不能成行,于是愤而“尽弃其所为应制之文,独以古文辞以自见”。他在《西游补》中,诅咒八股文是“纱帽文章”,讽刺醉心于八股考试、贪图功名利禄的书生,就反映了他当时的这种思想认识。

大概就在这段时期内,董说经过吴(字羽三)的介绍,受业于著名散文家、复社领袖张溥门下,并注名复社(3)。后来他在《祭张夫子》一文中,追述了他追随张溥的经过:“始见夫子庚辰之昆山,再见夫子辛巳之娄水。”庚辰是崇祯十三年(1640),时董说二十一岁。辛巳年(1641)八月,他再次去拜访张溥时,“升夫子之堂,入夫子之室,不见夫子”(《丰草庵前集》卷一),因为张溥已于这年旧历五月初八日逝世。他与张溥接触的时间虽不很长,但感情很深,影响也大。(4)。当时,他颇有文名,侯几道称赞他“吴会论文,江东独步”(据董说《忆亡友侯几道》诗自注)。因此,“江左名士,争相倾倒”(乾隆《乌程县志》引《蓬窝类稿》)。正是这个时候,董说在复社友人的意气鼓舞下,曾希望有所作为,向杨廷麟“上书自请斩楼兰”,愿为抵御满清贵族的入侵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他的这种政治抱负,很快就碰壁了,他只得将自己无可名状的孤独与苦闷,将自己对现实的观感,倾注于小说创作之中。他的《西游补》就写于这个时期(5)。同时还写了《昭阳梦史》、《梦乡志》等记梦之书,并自号为“梦乡太史”。他说:“贫贱宜梦,忧愁宜梦,乱世宜梦”(《半草庵前集》卷二《梦社约》)。不过,即使在“梦中”,他也象《西游补》中的孙悟空一样,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一刻也不曾忘却现实。他曾梦见“身在高山,望见天下皆草木,了然无人,大惊号呼。思此草木世界,我谁与语?痛哭,枕上尽湿。”(《半草庵杂著·昭阳梦史》)这既是他对明亡的预感,也是他写作《西游补》时期的心境。

清兵入关之后,董说的思想又一次发生了大的变化。他虽然不曾投入抗清队伍的行列,但民族意识表现得十分强烈。南京陷落后,清廷下剃发之令。面对“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峻考验,他象顾炎武等人一样,“剪发不剃头”(6),并改了姓名,盖了一座丰草庵,平日“头巾道袍”,“足不越户”,“宗亲莫睹其面”(见《甲申朝事小纪》和乾隆《乌程县志》)。同时,他还将十余年前写的应试文字付之一炬,并以“丰草自题茅屋牓,从来麋鹿性难驯“这样的诗句,表达了绝意仕进和不与新统治者合作的态度。

隐居丰草庵时期,董说作出家人打扮,与“以忠孝作佛事”的苏州灵岩山南岳和尚往来甚密。灵岩山寺是当时东南遗民志士联络声气的地方,董说往来灵岩山寺显然并非全由宗教感情的支配。顺治八年(1651),南岳和尚不幸被捕,董说不畏艰险,奔走营救,因而受到遗民志士的尊崇。顺治十三年(1656),他毅然抛开了贤慧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正式到灵岩山做了和尚。董说的挚友金镜在《闻若雨祝发灵岩感赋》一诗中,对董说出家的动机作了真实的揭示:“念本由忠激,身随亦奋飞。曾闻无数佛,血性一男儿。”联系《西游补》写孙悟空拜岳武穆为师时所续的偈子:“有君尽忠,为臣报国。个个天王,人人是佛。”可见董说的出家,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当时,南潜(董说)、蘖庵(熊鱼山)、大瓢(沈麟生)、咒林(祁班孙)被称为“灵岩四大弟子”;他们都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大师,每每寄悲愤于评议,故有人说他们“是何浮屠,但喜议论古今,不谈佛法!每及先朝,则掩面而哭。”(全祖望《鲒埼亭文集》)

从三十七岁到六十七岁逝世时止,董说出家三十年。这期间他曾随南岳和尚”云游四方,浮湘上衡岳;至长沙,见陶汝鼐,倾盖言欢;晤寓公黄周星,曰:‘此古之伤心人也?’展《桑海遗民录》,黯然而别。已而归吴中,主尧峰宝云禅院,时往来于洞庭之西小湖,及浔溪补船庵之间。甲子母亡,葬毕归山,遂不复至。”(《南浔志·董若雨传》)此时,他对“俗人”、“俗事”,绝不与之相接,“出家三十年,惟与黄九烟先生深谈。平生目不较柴米,手不拈银钱,足不履城市;或与樵叟、渔父交谈,而纨绔市井从不相对。”(《甲申朝事小纪》)“其侄董楚望高发(似指中举——引者注),谒师,不许相见。”(同上)对于清朝的达官贵人,更是拒之于千里之外。“一日偶在夕香避署,其时慕抚台、祖道等企慕已久,再三嘱华山僧鉴如指引求见。鉴曰:‘若予先通知,必不肯见;今在夕香,乞二公减从,同片舟去,即可相见矣。’同至夕香叩门,僧鉴先入,慕、祖二公尾行。师曰:‘请少坐,吾去穿道服。’从篱门逃至湖边,搭便船过洞庭去矣。”(《甲申朝事小纪》)正由于他如此高洁,故“所至之地,缁素宗仰”,“海内无不推月涵为禅门尊宿矣”(《钮琇《觚剩续编》)。康熙二十一年(1672),南岳和尚病逝,董说继为灵岩主持。这时抗清斗争正处于低潮,他的一些亲友先后遭到了统治者的迫害,董说已感到“暮年空有壮心劳”了。康熙二十五年(1684),董说病逝于吴门夕香庵。他临终时表示:“死学吴仲圭,墓石题故明。铭旌写梅花,盖棺三尺布。”并再三叮嘱儿辈和弟子们:“勿仕清朝。”“万一太平身死后,好寻骨塔告寒灰。”就象爱国诗人陆游一样,董说恢复故国的理想至死没有改变。

董说一生著述宏富,就现存的书目看,有一百多种,其中完稿者当有数十种之多。但董说在世时,为了“断绮语”或“悔少作”,或其他原因(如避免文字狱),曾屡次烧掉自己的诗文书稿,有时竟是“凡数百卷,悉焚之”,并写了一篇《焚砚誓》。由于家贫,幸存者亦无法全部刊行。清朝统治者修《四库全书》时,曾选取了他的一部分遗著,但后来发现有“微碍”处,便又抽版销毁了。现存的《董若雨诗文集》二十五卷,“微碍”的确少有了,这无疑是经过删改的结果。

董说著作内容颇为庞杂,涉及天文、历算、历史、文艺、音韵、医学、宗教,文字等领域。由于它们大都亡佚不存了,今天已无法详考其成就。董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乃是由他的小说《西游补》所奠定的。

《西游补》叙述孙悟空在“三调芭蕉扇”之后,于化斋途中为鲭鱼精所迷,撞入其幻造的“青青世界”里,见到了一些古今未来之事;行者忽变为虞美人,忽化为阎罗王,忽随“杀青大将军”出征边庭,最后在“虚空道人”的呼唤下,醒悟过来,杀死鲭鱼精,才得“世界清空”,重入取经队伍。

关于这本书的宗旨,作者在《〈西游补〉问答》中有一段这样的自白:

问:“《西游》不阙,何以补也?”曰:“……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是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

光看作者的这一宣言,《西游补》似乎是一部“证道之书”,其宗旨似乎是希望人们“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其步骤则是先要“走入情内”,“空破情根”,“见得世界情根之虚”。但我们细读全书之后,就不难发现作者对“情”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视“情”为“魔”,要”空破情根”,“走出情外”;一方面又执着于“情”,执着于现实。对于这一点,《读〈西游补〉杂记》的作者早就有所察觉:

或曰:“以战斗胜佛之英雄智慧,而困于情,可乎?”曰:“人孰无情?有性便有情,无情是禽兽也。且佛之慈悲,非佛之情乎?情之在人,视其所用:正则为佛,邪则为魔。是故勘秦桧、拜岳武穆、寻师父,莫非情也。情得其正,即为如来,妙真如性。”

印证作者的思想与小说之内容,这话是有道理的:就作者而言,在内忧外患之时,他加入复社,“自请斩楼兰”,在明朝灭亡之后,他追随“以忠孝作佛事”的南岳和尚,一直到死仍不忘恢复明朝,这都是受“正情”的支配;就小说而言,除上边引文提到“勘秦桧、拜岳武穆、寻师父’莫非情也”之外,他在小说中涉及的各种人和事,无不爱憎分明,情见于辞。我们可以说,《西游补》借佛家“空”、“幻”观念所否定的,仅仅是“邪则为魔”之类。这种否定,常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意义。《西游补》借“鲭鱼扰乱,迷惑心猿”,把孙悟空引入幻境的艺术构思,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世界情缘,多是浮云梦幻”的思想,但这更主要的是当时神魔小说惯用的一种反映现实的手法。从表面看,书中的“种种幻境,皆由心造”,实际上是借助幻境来揭示真实,借助神怪来演绎世情。正如《读〈西游补〉杂记》所指出的那样:“此书所述,皆胸膈间物”,“书中之语,皆作者所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见之,不可入于文集借演义以达之。盖明显之路,不若隐约之微妙也;直言之浅,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简,不若演义之详尽也。”而作者的“胸膈间之物”,是他对现实的认识和感触,并非“空穴来风”。因此,书中的幻境,其实并非虚幻,而是作者“隐约出之”、“曲折见之”、“借演义以达之”的真实的存在,或者说是现实透过作者思维这面多棱镜而生成的种种虚像。它们虽经过作者的有意夸张,甚至是有意扭曲,但终究是现实生活留下的一些影子。其所以谥之曰“幻”,除了作者认为“人生若梦”这一原因之外,其中有的是以幻写真,有的则含有批判与否定之意。而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虚幻的、寓言的手法,一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令作者“不可直言”,一是由于艺术上的考虑。明末清初的一些神魔小说,常常采用魔从心生、境随魔变、魔由情化的手法,譬如说与《西游补》同时问世的《东游记》,就是如此。《西游补》的作者显然也受到这种影响。

了解了《西游补》反映现实的这一特点,我们就能正确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对书中的种种幻境的真实意蕴才能了然于胸;我们追随孙悟空的足迹去遨游“青青世界”时,才不会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仅只十六回、五万余字的神魔小说《西游补》,其所以超越同时代和稍后的许多同类小说,并不在于它演述了一个由“走入情内”到“走出情外”的悟道过程,不在于它阐发了什么高深的哲理,而在于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天目山樵的序言称《西游补》“虽借径《西游》,实自述平生阅历了悟之迹,不与原书同趣”,这话是正确的。他所谓的“平生阅历了悟之迹”,既指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内容,又包含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西游补》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而且在于透过明季世风的批判,表达了一些进步的社会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觉醒意识。

首先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西游补》将封建王朝的君臣,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讽刺、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君主和他们的大小臣僚。小说中所写的天子,不管他是大唐国的“风华天子”,“古人世界”的风流天子,还是“青青世界”的小月王,没有一个不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所以作者说:“前代做天子的多,做风流天子的也不少。”即使一些本来并不太坏的天子,也难免变坏,如书中所说的那个“中年好寻快活,造起珠雨楼台”的“先天子”,就是一个例子。可见作者所指责的决不是历史上几个著明的荒淫之主,而是反映了他对封建王朝的总体认识。

小说第二回写孙悟空见到城头上飘扬的那面绿锦旗上,写着几个飞金篆字:“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起初他以为是假的,因为“师父出大唐境界,到今日也不过二十年,他那里难道就过了几百年”?但转而一想:“也未可知,若是一个月一个皇帝,三十八个都换到了。或者是真。”“受命于天”的天子,“一月一个”,这是多么大胆而辛辣的讽刺!话虽有些夸张,但历史上确曾有过不少因过度荒淫而短命的皇帝。如明光宗朱常洛,自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一日即位,到九月一日“驾崩”,便恰恰只有一个月!“一个月一个皇帝”这种轻蔑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神圣皇权的亵渎。

再看书中写到的那个“中兴皇帝”吧。悟空在绿玉殿听到一个扫地宫女的自言自语:

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绿玉殿如今变做“眠仙阁”哩!昨夜我家风流天子替倾国夫人暖房,摆酒在后园翡翠宫中,酣饮了一夜。初时取出一面高唐镜,叫倾国夫人立在左边,徐夫人立在右边,三人并肩照镜。天子又道两位夫人标致,倾国夫人又道陛下标致。天子回转头来便问我辈宫人,当时三四百贴身宫女齐声答应:“果然是绝世郎君!”天子大悦,便迷着眼儿饮一大觥。酒半酣时,起来看月。天子便开口笑笑,指着月中嫦娥道:“此是朕的徐夫人。”徐夫人指织女、牛郎,说:“此是陛下与倾国夫人。今夜虽是三月初五,却要预借七夕哩!”天子大悦,又饮一大觥。一个醉天子,面上血红,头儿摇摇,脚脚斜斜,舌儿嗒嗒,不管三七念一,二七十四,一横横在徐夫人身上。倾国夫人又慌忙坐定,做了一个“雪花肉榻”,枕了天子的脚跟。又有徐夫人身边一个绣女,忒有情兴,登时摘一朵海木香,嘻嘻而笑,走到徐夫人背后,轻轻插在天子头上,做个“醉花天子”模样。这等快活,果然人间蓬岛!

这简直是明代的荒淫昏君的绝妙写照!在这位“中兴天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明武宗、世宗、神宗、光宗、熹宗的影子。作者在荒淫天子的头上戴上一顶“中兴”的桂冠,这实际上是对明代的“中兴”表示了一种沉痛的绝望心情。

这种对王朝的绝望心情,在作品中时有流露,在“踏空儿”凿天的故事中得到了更形象的体现。小月王为了留住唐僧,请来了一班“踏空儿”,想把天凿开,“请陈先生一跃而上,迳往玉皇殿讨了关文,直到西天”省却西天路上的种种艰难。可是,踏空儿“才凿得天缝开,那晓得又凿着玉帝殿下,不知不觉把一个灵宵殿光溜溜骨碌碌从大缝中滚下来”。想请女娲补天,女娲又“到轩辕家闲话”去了。联系《西游补》创作的时代背景,这则故事显然是对明末君臣的讽刺。当时的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务根本,只求速效。结果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裂痕越来越深,王朝的陷落已迫在眉睫。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踏空儿”盲目凿天有何不同?“一个灵霄殿光溜溜骨碌碌从大缝中滚下来”,岂不是象征性地预示着明王朝的必然倾覆吗?而第二回所描绘的“珠雨楼台”昔盛今衰的情景,以及作者由此而兴的“天子庶人,同归无有”的感叹,同样是大厦将倾的异兆悲音。

王朝之所以必然倾覆,除上文提到的君臣沉湎酒色,荒怠政事,“踏空”“凿天”,举措失当之外,小说还涉及到是非不明、用人不当等严重问题。例如,“踏空儿”凿塌灵霄殿,太上老君、玉帝不明是非,反而归罪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熊廷弼、袁崇焕无辜受戮。又如孙悟空变作虞美人,那个“带了帝帽”的项羽,不分人妖,反把真虞美人斩了,并吩咐侍女们:“不许啼哭!这是假娘娘,被我杀了。那真娘娘在我阁上。”并因此而“当日大乐”,吩咐摆酒,“贺孤家斩妖却惑之喜”。这个颠倒人妖的故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崇祯皇帝宠任宦官,听信谗言,中了敌人反间之计,杀害忠良,反而自以为得计的可悲现实。

在《西游补》里,环绕在帝王身边的宫妇左右,大小臣工,无不巧言佞色,阿谀奉承。孙悟空在绿玉殿上见到“小臣张邱”写的祝词,便摇头感叹:“朝廷上有这等‘小臣’,那得皇帝不风流!”但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卖国奸臣的无情鞭挞。小说第九回写孙悟空在“未来世界”充当阎罗天子,审问“偷宋贼秦桧”。当审至“桧包藏祸心,唯待宰相到身”时,作者借书中人物高总判之口说道:

如今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穿衣吃饭、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事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秦桧是后边一样。

这段尖利的言词,简直把古今的庸相、奸相骂绝。联系明朝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有很大的概括力。远的且不说,光说作者经历过的天启、崇祯两朝,执政首辅就一多半非庸即奸。即使作者同乡的两位阁老——沈和温体仁,就是秦桧一流人物。《西游补》创作之日,也正是温体仁弄权之时。但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不把秦桧这类人当作一般的权奸来写,而把他们作为“偷宋贼”即卖国贼来描写,突出他们“包藏祸心”,并借作者之口斥责之:“你做奸贼,不要杀西戎、退北虏,不要立纲常、正名分,有甚没工夫呢?”然后让秦桧自供:

犯鬼三日也没得闲:吾入朝时,见宋陛下和议已决,甜蜜蜜的事体做得成了;出得朝门,随即摆上家宴,在铜乌楼中为灭宋扶金、兴秦立业之贺,大醉一日。次日,家中大宴,必姓秦的官儿,当日便奏着《金人乐》,弄个“飞花刀儿舞”,并不用宋家半件东西,说宋家半个字眼,又大醉一日。第三日,独坐扫忠书室,大笑一日,到晚又醉。

这段话活画出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奸贼嘴脸。作者如此穷形尽相地揭露卖国贼内心的卑污,其着眼点决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秦桧,而是深有感于时局,是借古人之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故书中又借秦桧之口,透露出立言的本意:

咳,爷爷!后边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桧独受苦怎的?

如果说“后边”二字时限过于宽泛,那么,“现今”二字就一点也不含糊。作者写此书时,明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误国、卖国者确有人在。且不说辽东诸将,如尚可喜、孔有德之流先后叛明降金,也不说稍后的洪承畴、吴三桂的为虎作伥,就说作者正在创作《西游补》那年(崇祯十一年)冬天,清兵大举入内地,望风先靡者和拥兵观望者大有人在;宣大总督卢象升督师勤王,由于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监高起潜力主和议,事事掣肘,使卢象升粮尽援绝,全军覆没。眼前这种种事实,很自然使人想起历史上秦桧与岳飞的故事。作者在小说中推崇岳飞,鞭挞秦桧,这决不是为古人担忧吧?总之,《西游补》中的形形色色的君主,无一不是“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黄宗羲《原君》);而《西游补》中的大小臣工、仆妇左右,又无一不是“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黄宗羲《原臣》),甚且追逐私利而不惜陷溺天下。显而易见,董说与黄宗羲都透过明季世风的批判,意识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某些弊病,因此他们的批判精神是颇有相通之处的。

《西游补》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是站在时代进步思想的制高点的,清代有些批判科举制度的小说,甚至很难说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小说第四回写孙悟空来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万镜楼”,在“天字第一号”镜里见到了“放榜”的盛况:

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歌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也有首发如蓬,被父母师长打赶;也有开了亲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也有拔床头剑自杀,被一女子奈住;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廷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头吐红血;也有几个长者费些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也有不许童仆报榜上无名者;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日应得者;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独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换新衣新履;或强作不笑之面;或壁上题诗;或看自家试文,读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叹;或故意说试官不济;或强他人看刊榜,他人心虽不欲,勉强看完;或高谈阔论,话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陈除夜梦谶;或云这番文字不得意。

真正是牢笼百态,曲尽人情!但除了这多姿多态的可笑而又可怜的人物群像外,作者还特意把镜头摇向酒楼上,对准那两个正在摇头晃脑诵读“第一名文字”的书生,让读者欣赏了一段腐臭的八股妙文,并让人们透过这段妙文看清那群热衷功名的八股文人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猥琐和空虚。正如回目揭示的那样,“一窦开时迷万镜,物形现处我形亡”。八股考试这个“窦”一开,那些“秀士”们就被迷住了,而失去了自己的真形真性,结果变成“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肉无气之人”。他们“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做的文字更蹊跷:混沌死过万年,还放它不过;尧舜安坐在黄庭内,也要牵来!”这种陈词烂调的腐臭时文,虽无一点实用价值,人们却奉为圭臬,就因为它是“纱帽文章”!会做这种文章,“便有人抬举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在作者的笔下,八股考试的弊端,决不只是“有司不公,试官不明”而是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对社会风气的毒化,使本来已经腐朽的官僚制度变得更加腐朽。如果说《儒林外史》全面揭露了八股考试制度的罪恶,那么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西游补》已开了批判的先声。

作为讽刺文学,《西游补》锋芒四射,“讥弹明季世风”并不限于上文列举的那些方面,有时捎带几笔,也常入木三分。例如第一回悟空对唐僧说:“师父,你一生有两大病:一件是多用心,一件是文字禅。多用心者,如你怕长怕短便是;文字禅者,如你歌诗论理、谈古证今、讲经谈偈便是。”这就切中明末士林之病。又如悟空怕自己断案时凭一时之怒,罪及无辜,而青衣童子却说:“大圣,你差了。生死关头在你手里,又怕那个哩!”这无疑是对当时昏官酷吏草芥人命的顺手一枪。又如第十五回写“杀青大将军”挂印出征,摆出“美女寻夫阵”,最后人头落地;这种游戏笔墨,显然是对明末腐朽军队的辛辣讽刺。总之,《西游补》常以这类游戏笔墨,表达出一些极严肃的思想,真算得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种涉笔成趣的特点,在中国小说史上可说是别具一格的。作为针砭世风的讽刺文学,这部小说相当深广地反映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就其实质而言,它可称为一部社会忧患的文学记录。历史上只有那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才会睁开眼睛看世界、看人生,才会有忧患意识,才会有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觉悟。《西游补》的思想意义,我看主要就在这里。

在艺术上,《西游补》虽算不得上乘之作,但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开拓意义。例如下文涉及的几个方面,就很值得重视:

一、神魔小说与讽刺小说的合流。明代的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四游记》、《三宝太监下西洋》等,对人情世态虽也不乏讽刺、调侃,但还不是讽刺小说。以《西游记》为例,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

吴承恩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们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

这种使人“忘怀得失”、而不使人感到芒刺在背的神魔小说,自然还没有达到与讽刺小说合流的地步。《封神演义》则讽刺意味甚少;《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序言虽有感于时事,但作品本身却“侈谈怪异,专尚荒唐,颇与序言之慷慨不相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它只是神魔小说。中国神魔小说与讽刺小说的合流,似当以《西游补》为开端,与之同时或稍后出现荥阳清溪道人著的《东游记》、樵云山人编的《斩鬼传》、东山云中道人评定的《唐钟馗平鬼传》,也都表现了这种合流的倾向。《东游记》借神怪演世情,塑造了酒、色、财、气、贪、嗔、痴、欺心、反目、懒惰等一大批情魔意魔的生动形象,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刺;后二者则“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显然亦具有讽刺文学的特点。如果说它们与《西游补》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类小说的讽刺多选取类型,泛贬世情,与《西游记》中的讽刺有较多的相同之点,而《西游补》的讽刺则借古以讽今,多侧重于时事,其趋向与《西游记》有所不同。

二、想象的丰富与奇特。神魔小说均以想象的丰富与奇特著称,《西游补》的想象较之其它神魔小说的想象却有了一些新的特点:第 ,它把神魔世界与梦幻世界合而为一,“随其梦境迷离,一枕子幻出大千世界”(《西游补》嶷如居士序),但“意马心猿”之外又俨然有鲭鱼精的存在,以致使人难以分辨出哪儿是神魔世界,哪儿是梦幻世界。小说因而汪洋恣肆,有一种迷离恍忽之妙。第二,它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书中的孙悟空不仅上天下地,出入三界,而且时而进入古人世界,时而进入未来世界,在古人世界里他与项羽周旋,在未来世界里他审讯了“偷宋贼”秦桧,并拜岳飞为师,于古今之间往来无碍,真正是匪夷所思。其他神魔小说之想象,似乎还不如此丰富和奇特。

三、结构之富于技巧性。《读〈西游补〉杂记》的作者比较了《西游补》、《续西游记》、《后西游记》三书的优劣,而盛赞《西游补》的艺术构思:

此于《三调芭蕉扇》后补十六回之文,离奇惝恍,不可方物;未来世界入勘秦一段,尤非思议所及。至其行文,有起有讫,有伏案、有缴应,有映带,有穿插,有提挈,有过峡,有铺排,有消纳,有反笔,有侧笔,有顿折,有含蓄、有平衍,有突兀,有疏落,有绵密。且帙不盈寸,而诗、歌、文、辞、时文、尺牍、平话、盲词、佛偈、戏曲,无不具体,亦可谓能文者矣。

印证原书,这段评论并非溢美之辞。全书虽写了三界、六梦,但都境界新辟,无雷同之感,无饾订之嫌。孙悟空虽坠入幻境。但寻求驱山铎却是他一贯的清醒意识。驱山铎犹如黑夜中天边的一粒火星。引导他遍游三界;又如织机中的梭,作者以之勾勒编织成文,将三界、六梦联缀成一艺术整体。这种结构手法,显然是将戏剧中的主题道具,移植于小说结构之中,它不仅具有结构上的作用,而且突出了孙悟空执着追求的性格。

四、叙述方法的新颖。明代的小说,一般都受说书的影响,保留较多的听觉文学的特点,书中故事常由一个不露面的说书人来讲述,采用的常常是没有限制的第三人称全知视点。但在《西游补》中,除第一回外,从第二回起叙述者的全知仅限于视点人物孙悟空,对孙悟空以外的世界,叙述者自始至终与孙悟空同一视点。通过孙悟空来叙述故事。就展示小说便利说,这种人物视点(又称“次知视点”)固然有新局限,不象全知视点那样随心所欲,但它也有长处,能给人以亲闻目击之感。由小说行动主体的人物去传达信息,因而既传达了客体,也显示了主体。采用这种叙述方法,读者便随着孙悟空的行踪游览了整个虚幻世界,这一方面有利于把没有紧密因果关系的情节和本来不连贯的事件结构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便于缩短幻景与读者的距离,使之获得充分现实小说艺术潜能的亲近感。正如安东诺夫论述人物视点时所说的那样:“从人物的角度写的小说能使读者无形中变成这个人物,从这个人物的角度去视察一切,思考一切。”(《短篇小说写作技朽》,白寿仁等译,重庆出版社1985出版)

此外,语言寓于幽默感,象征寓意手法的广泛应用,也都是《西游补》的特色。由于这些都显而易见,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论述了。

上一篇:李渔评传

下一篇:汪象旭评传

标签:
故事:
声明:董说评传搜集自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
sitemap.xml